1965年，陕北遭受严重旱灾。当时，西安仪表厂（现为西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面向陕西榆林地区招工，经招工组长李金昌与文教局多次沟通，我辞去了什拉滩民请教师的工作，于当年的11月5日搭上通往西安的客车。

从“吃糠咽菜”的地方来到一座大城市，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什么都新鲜，吃什么都香。18块钱工资，还想着给妹妹省下两块。在西仪厂，人人都干劲十足，设备“一星期一小保，一月一大保”，机床擦到摸不到油污，工作台加上机油算合格。

西安仪表厂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项目，1954年筹备，1960年4月28日建成投产，坐落在古城西安的劳动路北口，厂区以飞机形大楼为中心，机身部六层，机翼五层，东西办公楼坐落两侧。从高空俯瞰，像一架欲将起飞的飞机，与西稍门机场遥相呼应，成为电工城的标志性建筑。

西仪的家属区共有四个街坊，100多栋楼占据了西站至劳动路的半条街。幼儿园、中小学、仪表工业学校、医院、宾馆、灯光球场，像一座小城。早晨７点喇叭响起，第一套广播体操开始了，单身男女们从四栋单身宿舍鱼贯而出，一字排开、场面恢弘。星期六放电影，灯光球场更是人山人海。

作为西安交通大学、西工大、天津大学、哈工大、北京化工、清华的培训实习基地，西仪厂曾赠予学子奖学金，开展产学研工作，1992年是国家大型一档企业，下设16个分厂，一个国家压力中心，四个中外合资公司，西仪集团技术中心则是全国首批四个国家级技术中心之一。

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放开，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外协件”不合格率显著上升。咸阳铸字机厂一台121*200毫米铂电阻的接线盒盖，9个小伙儿打不开，原因是一字螺丝槽太浅，咬不死，外协让挑着用。最终，四种接线盒不合格率平均达到55%，不得不停工三天，1995年5月，厂里举行废品曝光会，我拉了三筐到现场，并在《西仪报》实名发表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零部件质量浅析”，引起了有关人员的重视。

80年代后期，我去云仪做产品测试，许汉文厂长建议我买一台云仪产的照相机，我觉得18块有点儿贵，舍不得买，回来才知道镜头是全国最好的。这类似在过桥米线总店，把干馍泡在鸡汤里，服务员笑我是个“乡巴佬”。

1992年，45岁的我遭遇一场车祸后，成为温度仪表分厂装配组的小组长。25年的一线经历，看到太多管理上的不如意，开始了大刀阔斧的铁腕治理。配合曹晓萍，使库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配合常枫、孙兰玲，改变产品工艺。大夏天休息日，到西大街的化工商店挨门挨户找耐高温材料，对影响一次抽检合格率的铂电阻，用QC手段查找原因，原来是操作者多下了50mm银丝，致使电阻值上限超了20%。知道原因后，改为专人下银丝，奖罚分明，抽检合格率上升至近100%，班组实施数据化、正规化、制度化管理。

那时候，有年轻人说：“老太太一星期一个制度”，这后来成了我的职业病，制度写到西仪医院理疗室。我身体力行，效果显著，1993年，被评为厂级双增双节先进个人；1994年评为厂级劳动模范。评委会说，64人的小单位还是第一次。

我相信开卷有益。退休后，看了巴菲特给儿女的忠告、犹太人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39封信、《塔木德》、稻盛和夫等的丛书，反复看了路遥的书，读了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幸运地是，家人陪我走了西藏、港澳台、三亚等，实现了走遍全国的梦想，游走了八个发达国家，看到了不一样的人文景观。在悬浮列车上，日本小女孩把最佳观光位置让给我；在阿尔卑斯山下，瑞士小男孩开着割草机修整草坪，满身灰土，一脸灿烂的笑容；在法兰克福，小朋友踮着脚尖把肯德基收纳盘放上回收台。

69岁登上了华山之巅，70岁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一刻，我像活在梦里。靠一支笔，一本破字典写了数篇短文，其中反映新农村的《赶上了》一文得到朋友的喜欢，还圈了个小粉丝马苗苗。

再回首，岁月蹉跎，一个怀揣着从姑姑那儿借来的十块钱，走出榆林的弱女子，走南闯北，兜兜转转几十个春秋，“狂飙”了一大圈。近几年每到逢年过节，四个孙辈围绕膝前，大呼小叫，满家烟火。人生本该如此，把日子过成这般模样足矣。

如今，我把劳模证书叠成盒子，把几十年的蹉跎岁月装进去。于夜深人静时翻出来看看，慢慢品味。（刘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