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砍柴的故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陕北农村，砍柴是每个男孩子必修的功课。

我家的情况更特殊，父亲在外工作，这份担子便早早落在了我的肩膀上。十来岁，就开始负责全家四口人做饭和煮猪食的柴火供应。记得三四年级时，我几乎成了半工半读的学生，为砍柴不知请过多少假。到了小学毕业那年，请假不易，有时只得由母亲出面。我完全理解她的两难选择，有句老话，说的是卖饭的，"宁让白吃了，别让生吃了。"何况母亲为了我们。饭熟不熟，关乎人的生命健康，我少上几节课，哪有什么？再说，在劳动中也可以学到许多人生哲理，“磨刀不误砍柴工”，“砍柴的陪不起放羊的”等等。母亲在生存与教育的艰难选择中这样做，是被迫无奈的，是对的，比起许多家庭因此失学的同龄孩子，我是幸运的。

那时候，劳力少的人家都缺柴烧。有一年，村里来一个下乡干部，是我们邻居女人的表哥，邻居叫她表哥来家里吃饭，可是，面煮进去，由于少一点柴火导致锅开不了，女主人趁她表哥不注意，顺手把一顶草帽塞进灶火里，才把锅烧开。表哥装作没看见，心酸的泪水滴在了炕席上，偷偷地用手摸开，怕妹妹发现，其实妹妹看得清清楚楚，不过没敢吱声。同情心让他决定帮一把这个表妹，时间不长，送来了一拖拉机煤，村里人都眼红人家有个好亲戚。

七八岁时我还不会砍柴，大孩子也不愿带我去。我便每天放学后提着笼子独自去捡柴。有一次，北风呼啸，尽管戴着风帽，头皮仍冻得发僵。我转到学校窑洞的脑畔上，没想到枣树下落满了干枯的枝条，我们叫“枣咯嘣”。我提了满满一笼子回家，母亲高兴地说：“我儿顶上事了，有硬柴烧了！”

我们把柴分为两种：木本植物如树枝，叫硬柴；草本植物如秸秆，叫穰柴。说真的，那时家家户户都有柴屯。在我眼里，看到人家硷畔柴屯里垒得高高的柴火，比看见满囤粮食还让人羡慕。童稚的我认为：有没有柴烧是我的责任，有没有粮食吃那是大人的事情。

正月将尽，农民开始耕地，我便去“捡漏”。耕过的地里，玉米茬（庄稼收割后留在地里的短根和茎，方言音‘chuā’，同‘欻’。)、谷茬、糜茬裸露出来。耕地的大人顺手把大头捡走，漏下的也够我捡。也有好心人，看见我来，便不给自己捡了，随手拾起磕掉土扔给我。

到了十岁后，我正式从捡柴转段为砍柴。通常是村里一二十个孩子结伴出村。起初总是变着法子玩：比赛“散远远”、打水漂、滑冰、摔跤……玩尽兴了才散开，三两人一组，或上山，或钻沟。发现一处好柴草湾湾，大孩子用手一指便圈了地盘，别的孩子只好另寻他处。往往最小的，就得去更远的地方。

砍柴既是运气活，也是技术活。冬天难遇茂盛的柴草，若有也多在陡峭的崖畔或深沟里。崖上的椿树、老格针、木瓜树都是最常见的硬柴，我们吊人下去砍，或下大力气修路到跟前再砍。我们村人多柴相少，常需去邻村砍。遇上一块好柴草，会砍的人入土两寸，连根掘起；不会砍的，留下高高的茬子，常遭人臭骂。浪费柴源被称作“砸柴”，在孩子眼里，糟蹋柴比糟蹋任何东西都更不可饶恕。

村子对面前后塔的荒山荒坡是几百亩的造林地，柴长得被人都高，有些地方就是牛钻进去也看不见。可我们谁都没有打过它的注意。不过，我们经常议论，如果村里到处有这么好的柴那该有那么多幸福啊！

有一年春天，我们几个孩子玩够散开。我在公社牧场附近的地里转悠，发现一颗露出地面一尺左右的榆树桩，便迫不及待开挖。年纪小没经验，为了省力，坑挖得太小，反而更费劲。我把所有毛根砍断，树桩已能大幅摇晃，可正下方有根胳膊粗的钻地根束手无策。我又将一侧的土挖开，觉得空间足够，便使劲举起小镢往下砍。没想到我比这榆木疙瘩还笨，镢把狠狠戳在小腿上！我抱着腿，眼泪直流，用手揉，用嘴哈，疼得直想跳了崖！至今，小腿上还有指甲盖大小的一块皮肤，颜色质地明显不同，微微塌陷，想必当年是伤到了骨头。天快黑了，我犹豫着是走还是继续挖。幸好听见伙伴呼喊，我带着哭腔报告了情况。大我几岁的忠堂大哥带人爬上山，把坑挖大许多，最后帮我砍断那根树根。众人合力将它翻出坑，从山上“淌”到路边。第二天怕被人拿走，我和母亲早早的去用磨杆抬了十里路才弄回家。娘俩使尽全身力气，也破不开它当柴烧，谁知晒干后，它愈发坚硬，再也无人能破开。倒是剥了不少榆皮——那是绿色食品添加剂，掺在高粱、荞面里能增加韧性。那树桩什么都不像，又什么都像，勉强能当个闲坐的墩子，便一直守在我家硷畔上。十多年后，它渐渐沤朽。到我结婚造饭时，它终于完成了宿命，在薪火中涅槃。有时候一个人在想，当年我们农村人能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顽强地生存下去，会不会与吃了榆树皮有关。总之，这个奇丑无比的榆木疙瘩，一直让我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