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贾平凹聊秦岭：写秦岭就是写中国

贾平凹：写《山本》前是有过秦岭草木记、动物记的写作欲望的。但《秦岭记》还不是。《秦岭记》是我对秦岭的感知和想象，更多在于文化方面。

记者：听说您创作《秦岭记》时，闭关了整整80天，其间写作过程顺利么？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瞬间？

贾平凹：它是在疫情期间写的，没有干扰，能自己支配时间。一旦整理了思路，写起来倒快，因为好多好多东西都积累在肚子里，闭眼一想，全浮现出来，把浮的情景照样写出来就是了。这种状况以前倒不多，可能是那种“厚积薄发”吧。

记者：之前您的作品书写秦岭的山乡巨变，可以称得上是很“实”的写作，而《秦岭记》被称作笔记小说，透露着“志人”“志怪”的无可捉摸，似乎是“虚”的营造，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实”与“虚”的？

贾平凹：“笔记小说”是杂志发表时编辑命名的。现在人一提说笔记体，多就想到志异奇谈，其实我写作时并没有这样的意识。秦岭里发生的事情，不了解的以为奇怪，了解的则觉得那太正常，就是庸常的生活。写作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写实，具体地写实，意境求虚，作品才能升腾起来，产生多义。《秦岭记》里的山水是有了“我”的存在的山水。

记者：时代快速发展，社会变化万千，您的关注点似乎总在秦岭山中的乡村以及生活在那里或从那里走出来的人们，这其中是否蕴含着您对自我文学使命的理解、对文学创作本体的坚守？

贾平凹：每个作家都有时代的、出身的、生存环境的限制，也可以说每个作家都有使命。有使命的作家就寻找他的写作素材，同时，写作素材也在寻找他。

记者：从80年代专业从事文学创作以来，您一直笔耕不辍。对您来说，创作的动力是什么？对于有写作意愿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寄语？

贾平凹：面对生活存机警之心，从事写作生饥饿之感。对社会，对生活一直敏感，就有写不完的东西。再是，对笔和纸一直保持亲切，写作时才能有好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