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延安凤凰山麓，初春的寒意还未完全散去，一孔用石块箍起的破旧窑洞前，44岁的毛泽东身穿军衣，立于料峭春寒中，眉头紧锁，眺向远方，好像在思索着什么，一声快门响起，留下这张珍贵的照片，更特殊的是，拍摄者竟是一名国民党政府官员身份的进步人士......
▲毛泽东在凤凰山麓李家窑（资料图）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历程，也是一部统一战线的历史。6月21日，由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举办的“传承红色基因·口述统战故事”主题宣传采访活动走进延安，透过一个个红色故事、革命文物，重温统一战线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杨家岭中央统战部旧址，民盟延安市委会副主委马雨平向记者讲述起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民盟延安市委会副主委马雨平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杜斌丞：与共产党站在一起战火纷飞中的必然选择
“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是毛泽东在延安第一个住处——李家窑院”马雨平指向照片上一个黑乎乎的洞口的说道“说是窑洞，其实就是修城墙采料后形成的一个石洞。”
时光回溯到1937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刚刚迁驻延安。当时，延安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西北古城、偏远山城和贫瘠小城，但中国共产党人的胸襟和眼光却远远超越了时空。
在这孔称不上窑洞的石洞里，一铺炕、一张石凳子，毛泽东一住就是大半年，以惊人的毅力、巨大的理论勇气，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思考，写就了影响深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也是在这孔窑洞里，毛泽东接见过许多外国友人、爱国华侨和访问团体，同他们交朋友，田益民就是其中一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陕北不少军民逃散到韩城、宜川等地，为了让这一万多人回到陕北，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总参议和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杜斌丞决定派专人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协商。
▲民盟延安市委会副主委马雨平在延安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旧址
“稳妥起见，杜斌丞选派了自己的秘书田益民奔赴延安。”马雨平介绍，作为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第一个派到苏区办理公务的官员，毛泽东在李家窑会见了田益民，在谈话要结束时，田益民提出想为毛泽东照一张相，毛泽东慨然应允，便留下了这张照片。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吗？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马雨平指了指手中的资料。
原来就在田益民要按下快门时，忽然有只小鸡走到了毛泽东身后，田益民原本要赶走小鸡，毛主席却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腔豁达的摆摆手笑说“不要赶，留上更有生活气息嘛。”回到西安后，田益民将这件事，连同自己在延安大大小小的见闻和中共领导的问候一同汇报给了杜斌丞。
▲陕西省统一战线智库专家、原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方大卫（右一）讲述统战故事
“曾任中国民盟西北总支领导人的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早在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就和我党有了密切联系，正是在杜斌丞的联络下，杨虎城与中央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也是在杜斌丞的安排下，一批进步人士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部分县担任县长。”陕西省统一战线智库专家、原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方大卫介绍道。
“九·一八”后第三天，共产党最先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发表对日宣战宣言；1935年，共产党在长征路上发表《八一宣言》，首次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8月，与国民党领导集团所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共产党确定了全面持久的抗战路线。
▲延安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旧址
“只要你的主张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一定会得到响应与支持。”在方大卫看来，正因为此，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民主党派坚定的与共产党站在一起，一道坚持抗战、维持团结、推动民主，在战火纷飞中正确选择了自己的历史道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扩大和巩固作出的重要贡献。
国家危难之际，全民族不分老幼贫富，结成统一战线携手御敌，事实上，翻开厚重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穿越历史烟云，无数民主人士、爱国志士为聚集中华民族的合力抵抗外敌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依然震撼人心。
赵超构：中国版“西行漫记”让世界看见延安
1944年，一组十万多字的新闻通讯分别在重庆和成都的《新民报》连载，登时引起轰动。据《吴敬琏风雨八十年》记载，当时还是学生的吴敬琏，通过这些文字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仿佛打开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窗口”，并将“中国共产党视为中国的未来之星”。
被周恩来总理评价为“中国的《西行漫记》”、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直奔延安、国民党专程指派的“聋子记者”，在民盟延安市委会副主委马雨平的讲述下，采访团一行翻开了《延安一月》背后的历史岁月。
▲《延安一月》（资料图）
1944年，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开始全线反攻，日本侵略军的败局是早晚的事情。同盟军十分希望国共两党配合其夺取最后胜利。为缓和、调整国共关系，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发起访问延安的倡议，立时得到延安方面的欢迎，国民党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表示同意，但当局设置重重限制，先是把记者团改名为“参观团”，要求先参观战区再去延安，随后更是明令对陕甘宁边区“只参观不报道”。
马雨平介绍，国民党既想让世界看到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上的贡献，又不愿体现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在国内的记者派谁去的问题上，可谓“煞费苦心”。
“除了选派的刊物没一家亲共的，记者也一定要选对延安没有好感的。”经过反复挑选，他们看中了《新民报》的主笔赵超构，并不是因为赵超构写得好，而是觉得这个研究《论语》的书呆不不关心政治，和延安方面也没有任何牵连，肯定不会替延安说好听话的。更“合适”的是，赵超构有耳疾，听力不太好。据说国民党官员看到赵超构的名字曾后开心地说：“就让这个聋子记者去吧。”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中外记者团，二排右一为赵超构（资料图）
不料就是这个两耳重听，操一口难懂的温州官话的记者，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陕甘宁边区的窗口，澄清了外界关于延安的种种猜测与传言。
“我所能够告诉读者的，不过是我所见的延安，只要我不指鹿为马，不颠倒黑白，在我就算尽职了，我不能勉强别人必须同意我的看法，也不能为了别人的喜欢或不喜欢而牺牲自己的观点。”赵超构在《延安一月》的结尾处这样写道。
▲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抗战期间，像赵超构一样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们发表了大量报道文章，旗帜鲜明，启迪民智，鼓舞人心，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他们是抗战的重要宣传者、民主的重要追求者、民族文化的重要保护者，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战争的硝烟虽已远去，回首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筑成了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和平繁荣的今天，延安城里这些饱经沧桑的红色遗址，已变成游人如织的纪念馆，统一战线的思想与力量也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正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得到巩固和发展。（文/陕西网记者孙倩部分图片/鲍缘杰冯宝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