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是1926年的,当时是长安县水流乡深渡村人(现属于西安浐灞国际港新合街道)。按照农村的过法,我们已把老人百岁生日过了。”儿子王西京说,“但是这两年我爸反应有点慢,采访时要逗一逗。”
王西京话音刚落,孙女已经开始了。“爷,你当年咋当的兵?”孙女问。
“抓壮丁。”老爷子说。
“爷,我能当兵不?”孙女问。
“你?你要当兵也是个逃兵。”老爷子说。
众人哈哈大笑,老爷子也配合着笑了笑。
“那我为啥当不了兵?”孙女问。
“你吃不了苦。”老爷子说。
“1940年,我爸和他三哥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王西京说,“我爸说家里孩子多,生了10个活下来5个。抗战时期,国民党到处抓壮丁补充兵力,当时,我二伯是新筑乡保长,但14岁的我爸和我三伯也难逃被抓壮丁。我爸当时刚考上高中,可家里也没钱交学费……爸爸,你给咱把这一段讲讲。”
王西京想继续引导老爷子说话,但老爷子没在状态,只是瞪了瞪眼睛,啥也没说。
“我爷平时10点多才起床,现在才9点半,还没缓过劲儿。”孙女解释说。
这时,王西京已从房里拿出一份文件,“爸爸,这是你以前写的演讲稿,你给咱念一念。”老爷子接过演讲稿,不戴老花镜就念了起来,3页多的A4纸一字不落地念完,连口气都不用歇。
“这是2019年参加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难忘的新中国记忆’主题征文时,老爷子以个人经历写的名叫《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文章,后来还得了奖。”王西京说。
“带来的礼物太贵重了,比一架飞机还要贵重”
下面为王诚智老人2019年撰写的征文内容:
抗日战争时期,我曾是国民党胡宗南123师的一名电台报务员,当时有个叫邹少华的人是地下党,他一有机会就给我讲在红色圣地所发生的一切,这使我渐渐对根据地的革命工作有了认识,并暗暗下决心找机会去延安参加革命。
恰巧在1945年“8·15”日本投降后,我奉命去西安胡宗南司令部给我所在的国民党部队123师领取4台美式报话两用机,上级命令我将机器送给本师的369团。当时该团正被解放军层层包围,处于坐以待毙状态。(国民党长官)反复叮嘱我千万不要往北走,向北就是“匪区(解放区)”。一听这话,我当时心里就有数了,我鼓动和我一起去接受任务的其他3个人背着机器,像秦腔《血泪仇》里王仁厚唱的那样“不往南走往北上”,在地下党的帮助下,终于来到了我朝思暮想的红色根据地——延安。当时接待我们的八路军第四旅电台台长严成钦同志非常高兴,我将电台联络对象和电台密码、呼号全部告诉了台长。台长激动地说:“你们这次投奔革命队伍带来的礼物太贵重了,比弃暗投明的刘善本从国民党那里开来的一架飞机的礼物还要贵重,比胡景铎(国民党师长)带来的一个骑兵师还重要,今后陕北战场上每一次胜仗都会和你们的贡献分不开。你们以后就给咱培养更多的报务员,让他们到咱们的各个部队去当好千里眼和顺风耳!”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选择最正确、也是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了,从此我就踏上了为革命队伍培养和发展电台报务员的神圣之路。
1947年3月,胡宗南侵犯延安。我当时担任电台台长兼通信学校的教导主任,我克服了重重困难,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电台报务员教学方案,满足了前方各部队无线电台通信工作的需要,受到了部队首长的高度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