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岁老兵王诚智：当年带3个人背4台发报机去延安

“我爸爸是1926年的，当时是长安县水流乡深渡村人（现属于西安浐灞国际港新合街道）。按照农村的过法，我们已把老人百岁生日过了。”儿子王西京说，“但是这两年我爸反应有点慢，采访时要逗一逗。”

王西京话音刚落，孙女已经开始了。“爷，你当年咋当的兵？”孙女问。

“抓壮丁。”老爷子说。

“爷，我能当兵不？”孙女问。

“你？你要当兵也是个逃兵。”老爷子说。

众人哈哈大笑，老爷子也配合着笑了笑。

“那我为啥当不了兵？”孙女问。

“你吃不了苦。”老爷子说。

“1940年，我爸和他三哥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王西京说，“我爸说家里孩子多，生了10个活下来5个。抗战时期，国民党到处抓壮丁补充兵力，当时，我二伯是新筑乡保长，但14岁的我爸和我三伯也难逃被抓壮丁。我爸当时刚考上高中，可家里也没钱交学费……爸爸，你给咱把这一段讲讲。”

王西京想继续引导老爷子说话，但老爷子没在状态，只是瞪了瞪眼睛，啥也没说。

“我爷平时10点多才起床，现在才9点半，还没缓过劲儿。”孙女解释说。

这时，王西京已从房里拿出一份文件，“爸爸，这是你以前写的演讲稿，你给咱念一念。”老爷子接过演讲稿，不戴老花镜就念了起来，3页多的A4纸一字不落地念完，连口气都不用歇。

“这是2019年参加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难忘的新中国记忆’主题征文时，老爷子以个人经历写的名叫《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文章，后来还得了奖。”王西京说。

“带来的礼物太贵重了，比一架飞机还要贵重”

下面为王诚智老人2019年撰写的征文内容：

抗日战争时期，我曾是国民党胡宗南123师的一名电台报务员，当时有个叫邹少华的人是地下党，他一有机会就给我讲在红色圣地所发生的一切，这使我渐渐对根据地的革命工作有了认识，并暗暗下决心找机会去延安参加革命。

恰巧在1945年“8·15”日本投降后，我奉命去西安胡宗南司令部给我所在的国民党部队123师领取4台美式报话两用机，上级命令我将机器送给本师的369团。当时该团正被解放军层层包围，处于坐以待毙状态。（国民党长官）反复叮嘱我千万不要往北走，向北就是“匪区(解放区)”。一听这话，我当时心里就有数了，我鼓动和我一起去接受任务的其他3个人背着机器，像秦腔《血泪仇》里王仁厚唱的那样“不往南走往北上”，在地下党的帮助下，终于来到了我朝思暮想的红色根据地——延安。当时接待我们的八路军第四旅电台台长严成钦同志非常高兴,我将电台联络对象和电台密码、呼号全部告诉了台长。台长激动地说:“你们这次投奔革命队伍带来的礼物太贵重了，比弃暗投明的刘善本从国民党那里开来的一架飞机的礼物还要贵重，比胡景铎(国民党师长)带来的一个骑兵师还重要，今后陕北战场上每一次胜仗都会和你们的贡献分不开。你们以后就给咱培养更多的报务员，让他们到咱们的各个部队去当好千里眼和顺风耳!”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选择最正确、也是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了，从此我就踏上了为革命队伍培养和发展电台报务员的神圣之路。

1947年3月，胡宗南侵犯延安。我当时担任电台台长兼通信学校的教导主任,我克服了重重困难，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电台报务员教学方案，满足了前方各部队无线电台通信工作的需要，受到了部队首长的高度赞扬。

1人背1台电报机走到延安 稍有闪失命就丢了

“我爸爸曾说这件事是他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事儿：他当时19岁，领着3个兵，1人背着1台电报机走到延安，路上哪怕有一个闪失命就丢了。他带走的是当时最新款式的电话电报机，同时还有他的发报技术、密码等，对国民党是不小的损失和打击。”王西京说，“他文章中提到的邹少华，当时应是长安县警察局局长，其实是名地下党，也与我二伯过从甚密。他给我爸爸介绍了很多延安的真实情况，引导他向往延安。我爸爸到陕北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敢和家里联系，但有一位组织安排的地下党每隔一段时间，就在深夜悄悄往家门缝里塞纸条报告他的近况，家里人就是这样知道人还活着呢！”

“爷，你还记得你名字的代码不？”孙女问。“能么。王是3769，诚是2535，智是1634。”老爷子几乎脱口而出。

“爷，你当年咋能记住这些代码？”孙女问。“硬记么。”老爷子说。

“得是睡觉时都在肚子上写代码？”孙女问。“对！边背边写。”老爷子说。

“你一分钟能发多少字？”孙女问。

“我一分钟能发120，我在发报上手法很高。”老爷子说。

“那你还胆大很？走到延安你害怕不？”孙女问。“当时年轻，不知道害怕。”

“那你为啥要到延安？”孙女问。“为前途么！”老爷子说。

老爷子记不起来一路是如何走到延安的，只是连说“不容易”。

两个老通信兵通过视频电话成功“对上号”

下面同样为王诚智老人2019年撰写的征文内容：

1950年，美帝入侵朝鲜，中国人民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去保家卫国。为了抗美援朝的需要，解放军第一通信学校在西安长安的杜公祠成立了，校长为陈外欧(军级)，政委是江波(师级)，我担任教导主任。当时共招收了来自全国各地数千名参加抗美援朝的热血青年，经全面培训后，安排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从事电台收发报工作，直到战争结束。彭德怀将军赞扬通信学校培养的学员能吃苦，技术精，军事过硬，组织纪律性强，为朝鲜战争的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0年、抗美援朝、杜公祠、解放军第一通信学校，老爷子这几个关键词和11月24日《华商报·颐养周刊》报道的《93岁的“潮人”王建恩》太吻合了，连眼不花、耳不聋的“症状”都一样。

记者边试探地问老爷子“记得王建恩不”，边给王建恩老人发了条微信。

过了六七分钟，王建恩老人问了几个问题后说，“他是不是在明德门附近住？如果是，我还去过他家。他现在应该有百岁了。”

王建恩老人把视频电话打来问候他。“好着呢。能吃能睡能浪。”老爷子说。

“我还送你了一本我写的书！”王建恩老人说。

“嗯，对。”老爷子在家人的提醒下，向王建恩发出邀约，“下午出去看戏走？”

“我在蓝田养老院住着呢，停暖了回西安。你好好保重，我回去了看你啊！”王建恩老人说。

“好，那回来见。”老爷子说。

“1947年在胡宗南进犯的危机关头，他（王诚智）调任三局通校任教员，为前线培养并输送了宝贵的通信人才……毛主席发往前线进行战役指挥的电报近三十份，成功指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全歼敌人15000余人，稳住了陕北的局势。为我党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西京说，“这是我爸爸工作的西安邮电大学为他拍摄的记录片中，对他所代表的通信兵群体在延安保卫战中起到的作用做出的很高的评价。”

“希望更多人传承老一辈不褪色的革命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王诚智曾在北京空军司令部培训通讯兵，1955年转业回到西安邮政学校工作。后来，学校的名字改来改去，最后改为西安邮电学院。

“那段时间，我爸爸在西安微波设备厂工作过。文革时期，他的过往经历添了不少麻烦，成了‘地富反坏右’分子，没少受批斗。”王西京说，“但他直爽的性格丝毫没被影响。我记得批斗他的人都到家里了，他跟人家说‘别急，让我把这碗燃面吃完咱再走’；还有一次，人家问他是不是‘右派分子’，他说‘我是假的’。”

1980年7月28日，邮电部党组决定恢复西安邮电学院。同年10月15日，发出成立西安邮电学院筹备处的通知。“当时，已在北京邮电研究所工作的原西安邮电学院院长，打电话给我爸爸，问他愿意回来不？我爸爸回的是‘当然愿意’。”王西京说，“1986年我爸爸光荣离休，后又返聘到行政部门工作。”

“我觉得，爸爸这‘直肠子’可能和多年的从军经历有关。”儿媳妇说，“这么多年相处来看，爸爸对啥都看得淡，尤其是钱财等身外之物。这些年他一领到钱转手就交给我妈，有时还资助穷人。更是个热心肠，93岁那年，他在家门口公厕上厕所时，为帮助一位比他还年轻但行动不便的老人跨上厕所的台阶，踩到香蕉皮上摔倒造成髌骨骨折……好在恢复得还不错。”

在王西京来看，父母的爱情很老派。“父母是老式的包办婚姻，但两人相敬如宾。”儿媳妇说，“我爸爸爱吃燃面，外号就叫‘王燃面’。当年他不管回来多晚，我妈妈总要给做一碗燃面。2009年，妈妈突然因病离世。一辈子都不怎么表露感情的爸爸，着实难过了一阵子。”

问老爷子现在还能吃燃面吗？

“现在吃不了。扛过疫情后爸爸的身体一度比较虚弱。”王西京说，“有一阵甚至吃不下饭，我们只好把饭打成糊状，给他喂着吃。他也意志坚强，现在每天就馋一碗4个鸡蛋蒸的鸡蛋糕，一人就干完了！下午，还要出去谝闲传或者听戏。我爸爸以前在部队是排球、篮球队的主力，兴趣广泛。前些年只要有女排比赛就必须要看，前几天还追《西北岁月》呢！”

百岁老人王诚智的身体这么硬朗，离不开家人的悉心照顾。一同来看望老人的西安市雁塔区长延堡街道军干所社区干部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社区来说也一样。我们军干所社区的多位老人，都是曾为新中国成立和建设洒下血和汗的革命前辈，这些年他们事迹一次次在社区的相关讲座中得到宣讲，我们希望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传奇故事，传承他们身上不褪色的革命精神和品质。”

采访临近结束，一家人对老人的称呼也引起了记者的好奇，“大部分成年人称呼父母时都是单字，如‘爸’，为什么咱们一家人都叫老爷子‘爸爸’？”

“这是我们村上对有知识、有文化的父辈的尊称，一般叫父亲‘大’，尊称是‘爸爸’。所以我74岁的大姐和70岁的大哥回家照样得叫‘爸爸（音：bába）!”王西京说。

来源：华商报大风新闻 记者 付启梦 摄影 赵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