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连的日子,像一枚被时光反复擦拭的弹壳,藏在心底,愈久愈亮。每当往事被轻轻勾起,那些胆怯、笨拙又无比珍贵的画面,便像老牛反刍般一幕幕浮现。每个当过兵的人,对第一次站哨的感受都惊人地相似—除了笑,还是笑。而对我来说,就算就着高度白酒,也能咂摸出那个戈壁寒夜里的凛冽与荒唐。
当兵,都免不了站哨。那是军人的成人礼,也是胆魄的第一次淬炼。入伍没几天,我的第一次站哨,就被安排在一座名为“红山”的旧营区门前。说是营区,其实没有围墙,也没有大门,不过是空旷戈壁上孤零零的几栋楼,哨位就在宿舍楼前的一棵胡杨树下。白天,这棵树是新兵们的“遮阳伞”,晚上,它就是哨兵的依靠。
那是凌晨两点。前一岗的战友推醒我,低声说:“换岗了。”我“嗯”了一声,迷迷糊糊套上棉衣,接过他递来的钢枪。那枪沉甸甸的,枪栓部位冰凉刺骨。我踩着厚重的翻毛皮鞋,“葡挞葡挞”地冲进夜色。戈壁的寒风像刀子,顺着领口直往骨头里钻,我一个激灵,彻底醒了。
四周漆黑如墨,唯有树干上那盏路灯,洒下一圈昏黄的光晕。戈壁的风向来没有规矩,不知从哪个角落突然卷起,贴着地面“沙沙沙”游走而去,带着细碎而神秘的声响。对入伍没几天的我来说,每一阵风声都像潜伏着危机。我紧握钢枪,手心全是冷汗,连大头皮鞋都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如今想来,真是又好笑又狼狈。
过了好一阵,远处忽然传来“葡挞葡挞”的脚步声,不疾不缓,缓缓得像一位深夜散步的老者。是谁?要干什么?我心里暗暗嘀咕。这黑漆漆的夜里只有我一人,心头猛地一紧,双腿不由自主地发软,好在身后有棵大树可以依靠。没有围墙的营区,在夜色里显得格外矮小。随着声音越来越近,那脚步声愈发沉重,像极了电影里怪兽的步伐。我本能地贴紧树干,另一只手指快要扣掉树皮。似乎声音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内心害怕极了,干脆退到树后,整个人贴在粗糙的树干上,屏住呼吸,偷偷向外窥视。
那声音终于停在了不远处。周围重新归于寂静。突然,一股热气喷在我的脸上,腥腥的,我战战兢兢地睁开眼—一个巨大的黑色马头,正静静地顶在我的脸前,鼻子“呼呼”地朝我喷着气,鸡蛋大的眼珠在灯光下泛着温顺柔和的光,仿佛也在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入侵者”。
虚惊一场,原来是一匹马。我长舒一口气,忍不住想笑。后来才知道,这片营区是当年为应对前苏联对我国“外科手术式打击”而修建的司令部机关驻地,如今早已搬迁,人去楼空,这里反倒成了牧民的临时家园—人住楼上,马住楼下。夜深了,马儿便自由自在地出来觅食、散步,顺便来“查个哨”。
第二天,我偷偷把这事当成笑话讲给战友听。班长听说完,板着脸训道:“你手里的枪是烧火棍吗?就算不开枪,也能吓唬人啊,为什么不喊人?”一连串的问话,把我问懵了。是啊,那一刻,钢枪于我只是多余的负担。我羞愧得一句话也说不出。那一刻的窘迫,比夜遇黑马更让我无地自容。我想起入伍时保家卫国的誓言,想起这身军装披在肩上,是要守护万家灯火的,而我可笑到连自己都护不住。
那一夜,我守的不是一道大门,而是自己的心理防线。
其实,那晚的窘态并非偶然。严苛、枯燥的新兵生活中,还有大家更为担心的事情,都听说紧急集合让人最为紧张,那么会在哪个晚上发生呢?第一次的紧急集合,排长在熄灯前还对大家说:“今晚大家好好睡觉哦,没有紧急集合。”殊不知,当我们刚进梦乡,一连串急促的让人透不过气的哨声“唧唧唧”响起,爱瞌睡的好几个根本起不来,班长过去直接用脚踹醒,在一阵连呼带喊的忙乱中,队伍算是稀稀拉拉列队完毕,队长简明介绍了敌情,随着一声令下,后面战士抓着前面战友的腰带,部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跑步向一个方向开拔,半个小时后又听排长说敌情有变,队伍向后折返,很快部队带回营区门前。队长开灯挨个检查大家的背包,除了几个完好外,基本都是稀里哗啦的,有的棉被一半已拖在地上;有的背包带已被后面战友拽开,即将开脱;有的干脆把棉衣扣子上下系错;有的没找到裤腰带一路手提着裤子跑,总之五花八门、一片狼藉。排长命令所有人就地练习打背包,40秒完成不了不允许睡觉。
新兵连生活就这样,天天上演着各种滑稽和离奇的故事,每个人都在这种滑稽和离奇中快速地成长着、蜕变着。
我也自从那次站岗以后,第二岗、第三岗……渐渐学会了坚强面对一切,学会在黑暗中挺直脊梁,就是听见异响也不再躲闪。戈壁的风依旧很冷很冽,但胆魄和意志,一天比一天坚强。
多年过去,“红山”已渐渐淡出地图,但那匹深夜造访的马儿,连同那个躲在树后的新兵,永远定格在我的军旅生命里。这件事启示我:军人的成长,往往始于某个风黑之夜。而那些夹杂着汗水、泪水、痛苦和欢笑的琐碎日常,正是军旅生涯最真实的底色。有了这份军人的成熟与坚强,才会支撑着我们走过后来的千山万水。(武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