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风到处说柳青

柳青

柳青，原名刘蕴华，1916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寺沟村。1928年读小学时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柳青把全家从北京迁往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定居于此14年，扎根于农民中间，最终创作出了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创业史》，被誉为“经典性的史诗之作”。2019年，《创业史》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位于西安市长安区柳青广场上的柳青雕塑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中国杰出文艺家的行列里，柳青就是这样一位将根基深深扎在人民中的共产党员。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高度肯定了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道路。如总书记所指出的，柳青真正做到了“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到了身入、心入、情入。

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定居在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在皇甫村“深扎”的14年间，作为共产党员的柳青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脚上穿着烂皮鞋，裤腿上满是泥点子，手里拿着哮喘喷雾器，没日没夜在村里和田里转。”他与他所塑造的青年共产党员梁生宝一样，“把他的一切热情、聪明、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党所号召的这个事业”。

1978年6月13日，人民作家柳青病逝于北京。他晚年仍倾尽全力创作《创业史》，虽然计划中的四部曲最终未能完成，但他留下的丰厚的文学遗产，如灯塔一般，照耀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如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生活走向艺术，让艺术回归生活，柳青通过《创业史》给后来者树立了重要榜样。

《创业史》第一部初版布面精装本

1.“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

柳青，原名刘蕴华，1916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寺沟村。在其兄长的影响下，柳青1928年读小学时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学期间热衷于阅读左翼书刊及中外文学名著，为此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4年转入西安高中后，开始尝试翻译及文学创作，曾主编学生刊物《救亡线》。1936年“西安事变”后，任学生联合会刊物《学生呼声》主编，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柳青前往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任海燕诗歌社秘书。后短暂离开延安，先后在晋西南一一五师独立大队任教育干事，到华北《新华日报》做驻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特派员等。1940年底回延安。1941年到1942年，创作若干短篇小说，并参与编辑《谷雨》。在此期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柳青也迎来了个人生活和创作道路重要转变的契机，为此后数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生活基础。这一被文学史家称为“米脂三年”的重要时期，在多重意义上，促使柳青完成了作为革命作家的自我改造和思想转变。

1943年2月，“组织上决定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到工农兵的实际工作中去，从此结束那种打算长期住在文艺团体，出去跑一趟，搜集一些做客所得的印象，回来加以‘想象’，就准备写成作品的计划。”其时，柳青因和旁人“帮助工作”式地搞了个把月选举，“听到一些地主千方百计撤佃以报复灭租，农民又如何进行保佃斗争”的故事，遂计划以此为素材，写一部长篇小说。因此，当组织部头一个调他下乡时，柳青的“思想问题”并未“从基本上解决”，还为计划中的作品的“破产”而深感惋惜。但时隔不久，当他“真正接触了实际”，很快便庆幸“没有机会实行那个‘计划’”，是“占了便宜”。

带着一份写明要“长期在农村做实际工作”的介绍信，柳青被分配到一个乡政府担任文书。与此前作为旁观者以“局外人”的眼光观察生活全然不同，在这里，柳青需要处理大量的实际工作。“要说为人民服务，到这里是够具体了。”大到写介绍信、割路条，小到吵嘴打架、咨询种棉花的方法，“甚至于娃娃头上长了一个疮有无治疗的方法，都应该找你”。在处理这些琐碎问题的过程中，柳青逐渐意识到处理“群众关系”和“干部关系”，均十分紧要，决定了你是否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并推进具体的工作。“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还要和干部打成一片，认真地做好工作。通过工作，和群众结合。”这个时候的结合，就不是表面的，肤浅的，而是“感情上的结合”。而要完成这个重要的过程，就需要在具体工作中“逐渐地改造自己”。

自我改造的核心，是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为了促进这一转变，柳青对一些事关个人观念和情感倾向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诸如“人为什么活着”“你要革命，就不能只想吃好的”“农民为什么劳苦”“他们怎么那么爱儿子和土地”等重要问题在他的脑海中反复出现。这无疑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艰难过程，但柳青深知自己必须“过这一关”，“假使我不能过这一关，我就无法过毛主席文艺方向的那一关”，若是如此，“我就改行了”。

经过对自己“短短经历”的“沉重地检讨”，柳青得以从“城市知识分子群里的一员”，再度回到“基本群众”中间。这个时候，他不但和干部党员及积极分子成了知冷知热的伙伴，和群众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黑夜开完会和众人睡在一盘炕上，不嫌他们汗臭，反好像一股香味。我不仅不想延安，而且在县上开会日子长了，很惦念乡上的事。我背铺盖走过十字街不脸红了，拿着农民式的一杆烟锅走得挺得劲……

如林默涵所言，正是“米脂三年”期间，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的自我改造和思想转变，使柳青成为“最熟悉农民”，并“塑造了一系列农民典型形象，反映了我国农村亘古未有的深刻变化的杰出作家”。“米脂三年”的文学成果是长篇小说《种谷记》，它之于柳青写作生涯的最为重要的意义，是让柳青的思想和情感发生了可谓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为此后的“长安十四年”和《创业史》的写作，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坚实基础。

2.“真正进步的作家，在每个时代里，都是为推动社会前进而拿起笔来的”

1952年春，在新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造初启的重要时刻，柳青决意离开北京，到西北下乡，并表示此次下乡后便不再离开。是年5月，写成《和人民一道前进——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刊发于《人民文学》第6期，在该文中柳青明确表示：“高尔基和鲁迅在他们开始创作活动以前和创作活动初期同样也是读过许多（比我们更多）本国的和外国的、古典的和现代的作品，但是他们的作品一开始就带着独到的思想和独创的风格；因为他们是拿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创作的。”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个从事创作的人如果不深入生活，只会模仿，都不是真正优秀的作家。”一言以蔽之，“一切归根于实践。对于作家，一切归根于生活。”其时，“我们伟大祖国就要开始的建设，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的建设，而且是社会意识的建设。我们祖国的面貌将迅速地变化，我们人民的灵魂也将迅速地变化。”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我们规定的任务是熟悉新人物，描写新人物。就是说要我们从事人们新的思想、意识、心理、感情、意志、性格……的建设工作，用新品质和新道德教育人民群众。”到唯一丰富的生活源泉中去，发现并创造具有新的思想、情感、意志、性格的新的人物，也几乎很自然地成为柳青返归西北，扎根农村的重要出发点和目的。

是年9月，柳青落户长安县，暂时担任县委副书记，分管互助合作工作。其时，柳青已经下定决心：“长期地在下面工作和写作，和尽可能广大的群众与干部保持永久的联系。”是故，甫入长安，柳青就参与了其时在长安县影响极大的王莽村蒲忠智的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建设工作。因有意参与互助组建设的全过程，他很快便把眼光投向皇甫村由王家斌领导的互助组中，并被王家斌这个有着新的思想和新的情感的新人物所深深吸引。王家斌对“事业专心到入迷的程度”，叫柳青感慨系之：“这最主要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农民往社会主义去的引路人，全心全意为大伙办事的精神啊！”

而且就在我们眼前，成百万成千万的农户带着各种复杂的感情，和几千年的生活方式永远告了别，谨小慎微地投入新的历史巨流，探索着新生活的奥秘！当我们想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点成就……都是多么不容易的时候，从我们内心能不涌起对那些为社会主义而辛苦的人们的热爱吗？

正是深深有感于此，1953年12月，柳青决意放弃已经完成二十万字的反映老干部在新形势下的思想问题的长篇小说，全身心投入到王家斌互助组的建设过程中，和互助组的成员一道，推动社会建设的历史性进程。帮助王家斌互助组解决种种具体的困难，劝阻萌生退意的互助组成员，即时打消部分人心中再度泛起的个人“发家致富”的思想……这个时期，柳青比“米脂三年”更为贴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并作为这个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一员，也完成了自我思想和情感的更为深入的变化。其时，他已经褪尽知识分子的做派，身着对襟上衣，头戴瓜皮帽，行走在田间地头，俨然一副皇甫村村民的形象。这种形象，即便在《创业史》出版后声名日隆的情况下，也未曾有丝毫的改变。

在为书写中国农村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长卷作品做准备的过程中，柳青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二：一为生活；一为艺术。他认为杜鹏程《保卫延安》的成功经验，一是作者“自始至终生活在战斗中，小说是自己长期感受的总结和提炼，所以有激情”；一是“写作时间长，改写次数很多”，“使写作的过程变成提高的过程”。他进而认为：“既然要搞创作，就要认真地搞；不苦搞的话，何不做其他工作去呢？”基于上述理解，柳青一方面更为充分、深入地参与到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另一方面，严格地检查自己“写作上的缺点”。为此，他付出了堪称艰辛的劳动。作品题旨的表达，艺术技巧的处理等等，都在考验着他劳动的坚韧性，也考验着他身体的承受力。

《创业史》第一部的写作，历时六年，四易其稿，就是为了更为深入地展现“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和各阶级人物心理特征的丰富性”，要回答读者“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他要创造属于新的时代的秉有新思想和新情感的新的人物，写他们在创造新的社会的过程中和种种旧观念、旧人物深入心灵的复杂博弈甚至斗争。这个题材、内容决定了他必须创造一种新的艺术表达方式。

既深刻生动，又明白易懂，且能真正“缩短表现手法与群众化之间的距离”——这种新的艺术表达方式就是“贴”着人物写，“即将作者的叙述与人物的内心独白（心理描写）”糅在一起。所以，在《创业史》中，几乎每一个章节，都尽量从一个人物的心理、情感、眼光入手，反映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交相互动。梁生宝对梁三老汉、郭振山、徐改霞，甚至素芳的态度，就这样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不仅如此，柳青还以这种笔法，细致且深入地书写了“新人”梁生宝在具体的生活斗争和实践中精神的成长过程。详细写他对私有制的反感和对互助合作意义的理解；写他自现实的具体境况中常常能够举一反三，深入领会党的政策的目的和意义；写他在个人情感和集体事业面临冲突时的精神选择。如是种种，不仅是下堡乡蛤蟆滩互助组领导人梁生宝的心理和情感，也可能是处在20世纪50年代的那一代人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和情感。梁生宝面临的现实的困难，具有时代的典范意义。

将文学视为一种生活实践方式，一种改造世界的劳动，是柳青的文学观念的要义所在。因为，“真正进步的作家，在每个时代里，都是为推动社会前进而拿起笔来的。”“他们光荣的任务是努力通过尽可能生动、尽可能美好、尽可能感人的形象，把他经过社会实践获得的知识和理想传达给人民，帮助人民和祖国达到更高的境界。”

《创业史》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