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塔儿坡战国秦墓新发现金饰品 见证中西文化交流

第一类1枚，直径1.1、高0.4厘米。呈半球状，中空，背面有扣，顶部有一圆圈纹，内圈饰一圈金丝条，外圈饰绳索纹金丝条。腹部分布有4个水滴纹，内圈饰一圈金丝条，外圈饰绳索纹金丝条。水滴纹间等距离分布有四组金珠组成的纹饰，每组纹饰用四个金珠焊接在一起。底部边缘有两圈金丝组成的绳索纹。

第二类3枚，直径0.9、高0.4厘米。形制同于第一类，装饰也基本相同，但腹部素面无装饰。

第三类3枚，直径0.6、高0.4厘米。呈盖弓帽状，纹饰更趋简化，仅顶部纹饰同于以上两类。第四类2枚，直径0.6、高0.4厘米。呈盖弓帽状，素面。

M5第一类金饰细部纹饰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金银器出现于商代中期，主要作为铜器、漆木器等物件的附属装饰，以金箔片为主。西周时期，金腰带饰最具特色。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使手工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金银器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有了明显增加，这一时期的金银器主要以装饰品为主。秦代金银器目前发现的虽然不多，但文献记载当时黄金的使用量还是相当大的。《史记·秦本纪》有“秦始皇葬骊山，以黄金为凫雁”的记载。秦墓金器主要出土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墓和宝鸡益门秦墓，秦始皇陵也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黄金制品，如铜车马上就有6公斤的金质饰品。咸阳虽为秦国都城，在其周边墓葬中却较少发现金器，如塔儿坡秦墓只出土了少量包金和鎏金铜带钩，未见纯金制品。本次发掘出土的金器，是秦墓金器的一次重要发现。

张天恩先生认为先秦时期我国黄金制品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一是中原地区的金器类型，以金质器皿为主；二是北方草原民族的金器类型，以装饰品为主。M5内发现的小型金饰出土于墓室内，因墓葬被盗，原初位置已不清楚，但从其大小和背面有扣来分析，应该为衣服上装饰可能性较大。金饰表面有多处焊接的绳索纹和金珠，绳索纹在草原文化金银带扣的边框上经常出现，焊接金珠的工艺最早出现于两河流域和地中海沿岸，战国中晚期开始流行于我国西北游牧民族地区，西汉时焊珠工艺在中原地区出现。因此无论是从用途还是工艺上来看，这一组小型金饰都具有典型的北方草原文化风格。

秦国黄金制造业比较发达，秦墓中出土黄金制品的数量和种类都比较丰富，工艺水平也十分发达。考古发现的金丝与焊珠细工制品，最初多见于中国北方，尤其是包括内蒙古、冀北、陕北和新疆在内的北方草原地带，西汉时传入中原地区，两汉时期工艺日臻成熟。此次在发现的绳索纹焊珠金饰说明了战国晚期秦人就接触到了这类金丝与焊珠细工工艺，而随着秦汉的大一统，这种来源于西方的黄金加工工艺也普及至全国。

海贝作为货币使用可追溯到龙山时代（如石峁遗址），商代被广泛使用。最早使用的是完整的海贝，后来磨贝（磨去顶壳的海贝）代替了全贝充当货币使用了很久。有学者认为海贝背面磨孔与商业交易的便利性有关，磨孔的贝币可以串联起来便于携带和计数。战国时期各种金属铸造货币的盛行使得海贝的货币属性大大降低，许多磨贝被用作装饰品，但磨贝作为货币并未完全停止使用。M5出土了11枚贝饰（M5:6），长5.4、宽6.3、厚1.5厘米，背面均有磨孔应是兼有货币与装饰品的功能。

M5出土贝饰

茧形壶是秦文化典型器物的代表，在以往发掘的秦墓中比较常见，基本都为陶质，铜质的茧形壶发现的比较少，在甘肃马家塬遗址出土了一件青铜茧形壶。M5:4青铜茧形壶，较为少见，器形较小，长4.6、宽3.2、高4厘米，应是专用于随葬的明器。同时出土的青铜甑，直径3.8、通高3.3厘米，应是与青铜茧形壶配套的明器。

M5出土铜茧形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