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影评：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作者：刘晓勇，陕西旬阳人，哲学博士，宝鸡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陕西省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宝鸡基地）主任。

作为一部重大党史人物题材电影，《革命者》通过被捕入狱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李大钊人生最后38小时的狱中回顾，以主角第一视角以及与其有交集的人物的第三视角，通过不同时空背景下倒叙和插叙相互交织的镜头语言，塑造了李大钊鲜活而又立体的光辉形象。看完电影《革命者》，总体感觉这是一部比较好地处理了政治性与艺术性、思想性与娱乐性、教育性与商业性关系的好电影，其成功奠基在三大创新之上。

创新之一，坚持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叙事方法，把逻辑叙事置放在历史叙事之上，叙事方法让人耳目一新。影片一改常规电影的时间叙事方式，代之以多时空展示李大钊自1916年从日本留学回国至1927年4月28日英勇就义这11年间传播理论、唤醒民众、相约建党的逻辑叙事方式。通看电影，一条鲜明的叙事逻辑贯穿始终，这就是：李大钊因何而死？影片并没有像纪录片那样展开去讲大段历史，而是通过人物回忆的方式讲述了李大钊为什么被捕、为什么拒绝营救、为什么被杀的逻辑，以此展现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李大钊在生死抉择中“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追求。这种把逻辑叙事置放在历史叙事之上的电影语言，更立体地展示了李大钊生活的那个苦难时代以及李大钊之死的重大价值意义。

创新之二，坚持明喻和隐喻相互交叉的叙事方法，突出潜移默化而非直接灌输，给观众以重大启发。从拍摄方法上讲，影片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大量使用逆光，隐喻李大钊是背黑暗而向光明的觉醒者。李大钊在和青年毛泽东去景山时，温暖的阳光从东方升起，隐喻人民终将迎接光明和革命终将取得胜利。从拍摄内容上讲，当李大钊墓碑被发现，人们在给李大钊墓碑描红的时候，天空突然下起雨来，隐喻李大钊遭遇的冤屈和悲愤。影片给张作霖办公桌上一架天平以特写，隐喻张作霖决定杀掉李大钊的决策过程也是各方政治力量的博弈过程。在叙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过程中，影片反复穿插三种镜头，一是台上的川剧，隐喻历史悲剧正在上演；二是夜里的枪声，隐喻国民党反动派惨无人道；三是演员的变脸，隐喻蒋介石背叛革命。

创新之三，坚持李大钊和毛泽东接续叙事，突出革命火种代代相延，给观众以信念和力量。影片中青年毛泽东的人物设置非常必要，人物形象刻画也很成功。人物设置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影片中毛泽东是作为李大钊事业的继承者存在的。李大钊的牺牲并不意味着革命事业的完结，反而启发了毛泽东更加坚定地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同时，毛泽东的个人形象刻画也很成功，影片通过毛泽东用冷水洗澡，给店小二小费，在学习班上突出自己的工人身份等细节，形象刻画了毛泽东敢做敢当、不拘小节、善于动员的个性特征。在北京景山上，两位伟人深入探讨中国的前途命运，青年毛泽东向李大钊提出问题，“为什么书读得越多越困惑？”这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意味着中国革命事业薪火相传，对于提升影片高度具有重大意义。

同时也必须指出，这部影片并非完美无瑕，在实现重大创新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作为李大钊饰演者的张颂文，能够做到形似，但是没有做到神似。和李大钊比较起来，张颂文缺乏一种广阔恢弘的阳刚之气，也就很难演绎出李大钊的刚毅果敢。正如演员张颂文本人所言：“我只是一个塑造和扮演他的人，我临时把我的躯体借给了这个角色。里面可能有一半以上是我在假设他会怎么想，另外一半可能是我张颂文本人。”张颂文作为顺风顺水的年青人，在影片中缺乏一种历史的厚度，很难把李大钊的精神气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实际上，演绎中国近代史上重大历史人物的当代年轻演员们都有一个集体硬伤，这就是他们很难理解，在那个苦难岁月中，创造新中国的不易。

总而言之，影片《革命者》以符合新时代的审美样态、艺术观念及拍摄手法，对经典主旋律题材进行新鲜解读，还原了有“人情味”的革命人物，再现了有“烟火气”的革命历史，让观众看到了栩栩如生的李大钊先生，深深认同“革命者永远是年轻”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