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延安作风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严峻、复杂的环境和挑战中，培育了具有鲜明政治特色的“延安作风”。“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事实，从历史上证实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论断。在历史中汲取经验，对于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用延安作风严纪律强执纪，是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我们党之所以优于其他政党，就是靠着铁的纪律约束形成了党的集中统一。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就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绝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陈云同志也曾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不仅要靠每一名党员的自觉，还必须有刚性约束、强制推动。

延安初期，我们党曾经面临极大的困境，1937年仅有4万名党员。当时，摆在党面前的重要任务是争取群众壮大队伍，这就需要极大地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抗日民族战线的波谲云诡，国民党溶共政策的渗透，延安边区环境的相对稳定，党员和党组织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对此，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要防止国民党用升官发财、酒色佳肴、沉溺享乐引诱共产党干部。”1939年以后，边区干部越来越直接参与经济建设，有的党员“脑子里装满了法币”，以权谋私开始出现，毛泽东及时告诫：“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那种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1941年，他在《<农村调研>的序言和跋》中，又一次提醒大家，必须和党内资本主义腐化思想作斗争。1941年7月，中央制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延安整风后，结合党的斗争经验，将党内纪律提升到了“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的高度。

没有铁的纪律就没有共产党。1939年以后，日军重点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环境变得异常艰苦，个别党员不愿到敌后去，刘立功事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一个典型。陈云同志在《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一文中教育党员，组织部门的决定一旦形成，绝不能讨价还价，而要没有任何借口、“迅速确切”地执行。他还说：“一个真正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好党员，就在于他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表示出自己是坚决地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的模范。”“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事实证明，纪律松懈，组织就软弱，党就会沦为一盘散沙。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要坚持用延安作风严纪律强执纪，使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

二、坚持用延安作风建制度立规矩，是推进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的垒台之基

严明党的纪律，必须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延安时期，鉴于张国焘、王明破坏党的纪律和规矩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一经制定之后，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模范。”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重申了党的四大纪律，既“四个服从”，通过了《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从党内法规上维护了党组织的团结和统一性：“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党内谁都不能横行霸道。”